档案索引
在“暄庐用笺”上，张载阳用非常工整的小楷，给杭州银行家金润泉写推荐信，为大学毕业生许屺求职。那是1937年11月1日，张载阳已从军政岗位上退隐多年，他正潜心于书法。许屺毕业上海持志大学政治经济系，是张载阳的亲戚。此前已有过推荐，因岗位没空，自然就耽搁了下来；如今抗战爆发，因战事离职者较多，张载阳再次写信，举贤不避亲。
这一手札，现珍藏于浙江省档案馆，既是书法小品，亦是书法精品。
记者 徐迅雷
“春日载阳，有鸣仓庚。”《诗经》名句，恰是张载阳的写照。仓庚即黄鹂鸟，寄托着整个春天的灵性——仓庚知春而鸣，应节而趋时，尤为喜人。
张载阳（1874-1945），字春曦，号暄初，是光复会会员——光复会宗旨是“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1922年10月至1924年10月，张载阳出任浙江省省长，兼浙军第二师师长，授陆军上将军衔。
纵观张载阳的一生，在位时，他是著名的廉政典范；退隐后，他更以书法大家名世。
武备第一
张载阳与张啸林这“二张”，在杭州南星桥码头相遇之前，谁也不认识谁。
清光绪二十四年，即1898年的春天，24岁的张载阳打南边来，北渡钱塘江，在后来成为“浙江第一码头”的南星桥上岸，他到杭州是为了考学。张载阳是浙江新昌人，1874年生于诚爱乡张家店村——从村名可知，张姓在那儿是大姓。
另一位姓张的年轻人，那时还叫张小林，后来才改为张啸林。“虎啸山林”的张啸林，比“春日载阳”的张载阳小3岁，生于1877年，他是浙江宁波人，地域都属钱塘江南边。20岁上，张小林和哥哥张大林离乡背井，来到杭州，在拱宸桥一带谋生存之机。张小林不愿正经干活，游手好闲，成为地痞。后来的“张啸林”众所周知——他变成了上海滩赫赫有名的青帮头子，与黄金荣、杜月笙并称“青帮三大亨”。
张载阳来杭，考的是浙江武备学堂。清王朝的武备学堂，主要是为培养下级士官的。出身农家的张载阳，仪容修伟，膂力过人；他不爱科举，立志从戎。从南星桥码头上岸，张载阳刚从一大群人中挤出来，放下行李喘口气，几个混混儿就用脚踩住了他的箱子，要他“放两块龙洋出来”，给你搬运行李。年轻气壮的张载阳哪里理他这一茬，可对方仗着人多，就动起手来。正当张载阳寡不敌众时，有“江湖义气”的张啸林正巧出现，路见不平，出手相助，帮了张载阳一把，是另一种意义的“不打不相识”。
后来的戏剧性故事是，张载阳动员张啸林一起去报考武备学堂，结果双双考中，他俩自此成了同窗好友。1901年，张载阳以正科第二名毕业，开始了军事生涯，直至成为上将。张啸林则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武备学堂肄业后，他走上了江湖；上海沦陷，他一心想的是要与日本人“共存共荣”，还梦想坐上汪伪浙江省长的宝座，跟“大哥”张载阳一样，弄个省长当当；结果在1940年8月被锄奸，是充当他保镖的林怀部一枪送他上了西天。而张载阳被称为“一代廉吏”，他面对日本鬼子的诱惑，更是不为所动，铮铮铁骨力保民族气节。
杭州于1937年12月24日沦陷，头天晚上，张载阳携全家星夜渡江返回新昌老家。他又一次踏上南星桥码头——这码头先前是胡雪岩在此设立了义渡；北伐胜利后，作为杭州知名人士的张载阳和金润泉等一批人，出面组织募捐，用善款添置了轮船、改建了引桥。由于码头过于繁忙，有识之士于是有了建造钱塘江大桥的设想，并很快付诸实施，邀请茅以升设计施工；然而，刚建成通车不久，大桥不得不在杭州沦陷前一天无奈炸断，以阻日寇。
清廉第二
张载阳返回原籍新昌，开始住在县城下市街老宅，后来又迁居至家乡张家店。当时全家老幼三十多口，他量入为出，省吃俭用，生活相当拮据。“三十多口之家”与“三口之家”，负担迥然相异；一生廉洁的人跟一生忙于敛财的人，家境截然不同。
张载阳的廉洁自持，到了不可思议的境地。从浙江武备学堂毕业后，他长期从戎，勤学治军，带兵有方，升迁有序；民国元年，他就已经是旅长了。有的人至此已腰包鼓鼓，可张载阳一直公私分明、不染一尘。
办事要“严正廉洁，非理不取，见利思义”，张载阳常以牟山湖营房工程为例，教诫子孙，如何做事为人：他负责该营房的建造，工程包价40余万元，没有任何水分；他对承包人和保证人明确交待：“官场作事，总是雷声大雨点小，事体是不是好办，只看‘礼物’送得多少。我则不然，工程包价如数付清，工程质量按规定验收；不能取巧，如有丝毫差错，必须限期拆建，那时，就不能怪我过于认真了。”他到工地去勘验工程，真当是一丝不苟，连伙食也是自己备带的。不免有人说他过于认真，甚至迂腐。施工接近尾声，因物价上涨等因素，预亏大约20万元。张载阳审核后，认为承包人即使破产也不能如数赔偿，诉诸法律同样也补救不了；他将实情禀告了上司，最后经核实无误，上司同意压缩工程，可减用13万余元，承包人感激非常，其余款项自愿认贴。
张载阳在1922年10月被北京政府任命为浙江省长，上任伊始，他就致函省议会，表明“载阳以浙人服务民政，力图治理，决不稍图私利”。决不稍图私利——他最终兑现了自己的承诺。而每遇公益事业，他都是慷慨解囊。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向浙江籍人士劝募，张载阳捐赠500元。1923年9月1日，日本发生了死亡14万人的关东大地震，这正是张载阳当省长的时候，他带头捐款，江浙沪成了中国募款救灾的主力。
张载阳的父亲叫张德怀，诚厚为人，勤俭持家，并以此教育子女，使张载阳从小养成“敦穆诚敏”、“勤劳俭朴”的品质，此可谓“童年影响一生”。在六十寿辰时，张载阳写就告诫子孙的著作《暄庐家训》。“暄庐”是张载阳在杭州井亭桥的寓所。家训分序言、教诫两大部分，约万余字，由新昌张九如堂藏版——今见旧书网上有售，售价高达3000元，不知是否正宗古本。《暄庐家训》中的教诫部分，分为四十三篇，多为严格的自律：第一篇谈伦常，提出伦常之道，束身贵严，而后一家大小知所爱敬；第二篇谈修身，约言一个“正”字，以正存心则身修，揭示这是“心地上”的功夫，“余生平不敢稍用欺诈手段”；第十四篇谈洁身，直言“不洁之行，每起于贪”；第十六篇谈恤贫，倡言“应以人民饥渴为怀”，“恤贫之道，尤当本敬爱之心，不可稍存骄矜之色”；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篇，分别说的是戒色、戒赌、戒嗜好、戒奢侈；尤其是第三十二篇，谈“不取非义之财”，叮嘱“临财莫苟得”，直斥“清末政府腐败，陋规成例”……由《暄庐家训》可知张载阳的清廉是深入骨髓、融入灵魂的，这是一本廉洁从政的历史好教材；今日多少“大老虎”，远不如九十年前的省长张载阳。
张载阳返回新昌老家后，时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的黄绍竑得知他家境穷困，想直接给钱资助一把，被张载阳谢绝；又想给一个“议员”之类的轻松职务干干，以取报酬补贴家用，张载阳亦不受。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个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都在发生变化，到了比张载阳晚出生20年的宋子文成为掌权高官的时代，国民党悄然迎来了“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的“五子登科”盛况，权力腐败成了必然结果。
腐败的根源在于权力没有受到制衡，没被关进制度的笼子。而制衡权力，还真是知易行难。后来从宋子文手上接任外交部长的著名宪法学家王世杰，在1943年的一次日记里记述：“中央党部召集本党参政员谈话，有参政员王普涵起立发言，谓一党之制不可变”，蒋介石“严词斥其错误，谓本党以外如无他党存在，久而久之本党必腐化以至崩溃，其影响不堪设想”。蒋介石这个认知，多么深刻到位。专制权力必然腐败，民主制约必须施行。在1945年2月4日在宪政实施协进会上，民主人士黄炎培听孙科转述蒋介石的话：“一个国家如仅有一个政党，则此党必将腐化而不能存在，不特不利于其党，亦且不利于其国。所以，国家必须要有两个以上的党，然后相劝相规，共同前进。”尽管老蒋只是说到“不利于党不利于国”而已，没想到“亡党亡国”的严重后果，当时黄炎培听了可是一阵感动，称“此何等光明正大”。谁知道，老蒋只是说说而已。黄炎培坦言：若民主而仅仅形式化，其弊害且将与不民主相等。
1945年11月17日，也就是抗战胜利后不久，年过七旬的张载阳病逝，他是看不到一党独大的国民党其群体性腐败的“盛景”愈演愈烈了。
省宪第三
上世纪20年代，有4人相继出任浙江省省长：沈金鉴，张载阳，夏超和陈仪。沈金鉴是浙江吴兴人，张载阳是浙江新昌人，夏超是浙江青田人，陈仪是浙江绍兴人，各人做了两年左右的省长。到了1927年7月张静江来浙江当“一把手”时，已改称为“省政府主席”。
1921年，浙江省发生了宪政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中华民国浙江省宪法》，简称浙江省宪，于9月9日正式发布，习惯上则称之为“九九宪法”。这是中国境内最早公布的一部地方性的“根本大法”，今天来看，它的文本依然漂亮。它是“自治”运动的产物，反映了“浙人治浙”的梦想，是联邦思想的现实映射。那时，浙江武备学堂办了若干年，培养了一批军事人才，清政府本意是加强统治，结果却适得其反，他们大多成了脱离清政府、实现浙江自治的力量。“九九宪法”之后，各省掀起立宪潮流；半年后，浙江各县所起草的宪法竟达100部之多；不到一年时间，浙人又制定了《浙江省自治法》……激流澎湃，为浙江写下了一段色彩斑斓的宪政史。
考察那时省长与省宪的关系，从沈金鉴、张载阳到夏超，走过了对抗、合作和纷争三部曲。沈金鉴是代表当时北京政府的，自然是反对省宪的出台与落实；到了张载阳手上，则从对抗转向了合作，他表示逐步实行自治的目标，并赞同“财政公开”；而同样毕业于浙江武备学堂的夏超，素有独立的野心，一心想自治，他军事对抗孙传芳，结果兵败被杀。
春日载阳鸣仓庚——相比于他的前任沈金鉴，张载阳面对宪政新潮流，终归是开明很多；妥协与合作，是他的政治选择。在省长任上，张载阳重实业、重文教，身处军阀混战、政局动荡的乱世，他致力于保境安民。他组织建设了杭临公路、绍曹嵊公路（绍兴-曹娥-嵊县）等；成立了杭州大学校董会，筹建浙江艺术专科学校；募款重修杭州岳坟、钱王祠、绍兴禹陵；倡议建设百姓文化娱乐设施，建成杭州大世界游艺场，并扩建多家剧院；他还在家乡新昌兴建先贤祠、大佛寺新社等等，政绩斐然。张载阳看到，省宪与他的省政，本质上是相同的。
在“九九宪法”中，对教育、实业、交通等等都有分章规定，而更重要的是规定了事权、各部门权力、省长等领导人选举产生的程序方式，其中具体规定了省议院可以质问（即质询）省政院，可以弹劾省长等等。但是，由于种种历史条件的限制，非同一般的浙江省宪法并没有真正逐一实施、化为现实，它只是蓝天上划过的一声响亮的鸽哨。
书家第四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张载阳从军政岗位上退下来之后，淡泊宁静，绝不恋栈。上马能征战，下马可牧羊。在“暄庐”寓所，他悉心读书，精研书法。在生命的最后二十年，成就了一代书法大家。
“峰峦或再有飞来，坐山门老等；泉水已渐生暖意，放笑脸相迎”，这是灵隐寺一副著名的楹联，系民国时期杭州最早出现的三家照相馆之一的英华照相馆老板胡瑞甫所撰，书写者正是张载阳，他俩是好友，时间在1930年。楹联上的字雍容大度，笔力圆润，厚重稳妥，还真是志气和平、不激不厉、风规自远。
将军出身的张载阳，字如其人，他是绝不会写那种“瘦金体”的；将军本色是诗人，张载阳“腹有诗书气自华”，笔到、意到、神到，横竖撇捺，温文尔雅。向晚时节，张载阳的书法已成法书，其炉火纯青之作，多为榜书楹联。经典如“至性至情得天者厚，实心实政感人也深”，宏深造诣，见诸每字，联句不仅富有哲理，而且道尽自己一生的品性与德政。
杭州西湖、灵隐、天竺、岳坟、九溪等地，均有张载阳题额书联。西湖孤山中山公园内武亭西侧，有他“众善流芳”的题刻，这4字正是他自己的写照。在葛岭抱朴道院南墙外岩壁上，有他题写的“枕漱亭”三字，意即“枕流漱石”。他题岳王庙联：“皦日矢忠心，千古仰军人钜镬；栖霞新庙貌，万方拜中国英雄。” 钜镬即规矩法度；他还以崇敬之心为《宋岳鄂王文集》题写书名。他应邀为绍兴稽山中学题写了校训“卧薪尝胆”匾额，曾高悬于府学礼堂正中，可惜“文革”时被毁。
“壁上琴弦外奏，书中玉纸背磨。”张载阳取法晋唐，直溯商周书法之源；他襟怀超逸，识者敬服，别人请他写字，几可随求随得——获赠吉光片羽，当然珍同拱璧。浙江省档案馆所藏的张载阳为许屺求职写给金润泉的推荐信，工整小楷，一丝不苟，可视为习书字帖。无论小楷榜书，今见其字，皆可感叹：大哉，载阳！
气节第五
载阳之大，尤在大节。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日军从杭州湾金山卫登陆，大肆入侵江南地带；在杭的浙江省级机关纷纷后撤，亲日派忙着筹备设立维持会，希望张载阳这位老省长“出山”来领导，被张载阳一口拒绝。
年逾六旬的张载阳率全家迁回家乡新昌，八年抗战时间，日军屡屡进犯新昌，县城先后三度沦陷。有一天，日本鬼子在汉奸的带领下，亲赴张家店“访问” 乡居艰难、生活清苦的张载阳，诱邀他参加县里的维持会，当个理事，过个好日子。这天，张载阳老先生正坐在村中更楼下与乡邻们聊天，快到中午时分，鬼子进村了，说是专程来“拜访”将军的。兹事体大！在《新昌文史资料》第六辑中，“老底子”新昌人葛岳焕先生所撰的《铁骨铮铮的张载阳》一文有生动的描述：
张老听了，便起身回家，并令打开中门（平时只开侧门），自己在中堂的最上方正襟危坐，傲然不动。他早有成竹在胸，万一日人对村中父老实行掳掠残杀，或者对自己实施强迫、非礼，则拚一死以报国。
几个日本人见了这副模样，以为目的可以达到了，便在张老面前，满脸堆笑，磕头打躬。可张老不要说还礼，甚至连头都不点一下。日本人行礼毕，用手势比划着，意思是叫他返县城“日中亲善，理事共荣”。一个日本军官，还在纸上画了一顶轿子，意味着要用轿子抬他走，并保证日后荣耀发财。可张老二话没说，便拂袖而起，拄着拐杖，转身入室，严肃地拒绝了他们包藏祸心的“好意”。这伙日本佬，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张老将军会耍出这一手，便面面相觑，灰溜溜地退出张宅，并令部属不得扰乱张的家乡。
“岂能为汉奸，一死何足惧！”事后乡亲们为他捏了一把冷汗，张载阳说，“总不能绝子孙后路，永远受人唾骂！”1943年8月，国民政府行政院给张载阳发了荣誉奖状。
抗日胜利后，1945年秋，身体日差的张载阳携全家返杭，然而井亭桥的“暄庐”旧居已毁坏不堪，家中旧物也被洗劫一空；国民党接收部队住在里头，拒不撤离，无一日得清净。国军当然不会睡到大街上，张载阳对此只能慨叹：“我领兵数十载，哪想到劫后余生，却鸠占鹊巢，为兵所窘，窘困若此！”
这一年的11月17日，张载阳溘然长逝于杭州，享年72岁。因家无恒产，最后得靠亲友乡绅资助，才了结丧事——见此情景，有人感叹：“廉吏之可为而又不可为矣！”春华秋实，求仁得仁，斯人之死，不说重于泰山，那也一定不会轻于鸿毛。
春曦载阳！张载阳留给后人的有形遗产，是他如椽之笔写就的书法；张载阳留给后人的无形遗产，是他正直一生铸就的清廉。少陵翰墨无形画，杜甫有名句“两个黄鹂鸣翠柳”——载阳之春日，黄鹂之鸣声，那正是春天的“呼吸”。
张载阳摩崖石刻“枕漱亭”，已在时光中模糊
张载阳手迹 拷贝
张载阳书法“至性至情得天者厚，实心实政感人也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