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花落简介

莲花落，亦称“莲花乐”、“莲花闹”，是绍兴地方的一种曲艺。因演唱中间有“哩哩莲花落”之类的帮唱过门，故名。莲花落演唱生动活泼，唱词通俗易懂，唱腔朴实流畅，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故为群众喜闻乐见。据有关资料记载，莲花落在宋元时期已经流行，近年来，绍兴莲花落表演、唱腔及音乐，皆有较大发展，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绍兴莲花落的演出市场却逐渐萎缩，观众大量流失。2006年5月20日，该曲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胡兆海简介

胡兆海(1949--),男，浙江省绍兴越城区塔山街道人。著名绍兴莲花落表演艺术家、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历任浙江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曲艺家协会顾问。国家级非物质遗产项目绍兴莲花落代表性传承人。

胡兆海口述

莲花落我是从小就喜欢的。记得我只有十二、三岁读小学的时候，因为我家旁边就是绍兴剧院，旁边还有一爿茶馆，我就经常去茶馆听由老艺人来唱的莲花落。票我是免掉的，演完后帮助他们打扫卫生，这样就比较熟悉了，所以基本上每天跑去听戏的。十二、三岁的时候就喜欢听绍兴地方戏剧。到十三岁时绍兴曲艺团要招人，我就去考，结果因为个子长得太小，还没球桌高而未被录取。有一个老师跟我说：“你唱得蛮好，你阿哥已经考进了，等你长到球桌高了再来。”后来到十五岁的时候，绍兴第三届曲艺班招生，我就考进去了。

当时考进去时我是学绍剧的。当时的老师、领导对莲花落都比较轻视，不太看得起。主要原因是唱莲花落的人本身素质较低，有的是磨豆腐出身的，有的是撑船出身的。后来曲艺班解散，我去解放公社支农。在支农过程中才知道当地的农民对莲花落是交关（很）欢喜的，所以我也唱起了莲花落。在支农过程中我头一支莲花落唱的是《两只羊》。支农的知识青年和当地农民知道我会唱莲花落，慢慢地就有人来邀请我去唱了。当时不给钱的，但是大队里给我上工分。来邀请去演唱的，只要组织上同意，就可以上工分。1965年起我就在绍兴农村里唱莲花落。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大字报很多。我就和汪嘉宝，还有一个曲艺班的同学丁义洪组织了支队伍去外面唱（莲花落）。我们从绍兴出发，一路到（诸暨）枫桥，结果当地要介绍信，没有介绍信不能够演出。所以我们又从枫桥一直走到阮家，又不能演出。过了一夜，第二天再走，走到天黑，到一个姓丁同学有亲戚的地方，结果一走到村口就听到锣鼓声，他们农村俱乐部在排戏，我们就去排了一出《智取威虎山》，这样就解决了吃、住等问题。

我在农村里经常演出，农民很喜欢我的演出，但公社干部要来抓，在演出时他们也不来抓，因为这样就和农民作对了，他们在演出散掉以后来抓。我们三个人加起来六十岁，农民看到我们就说：“六十岁来了，六十岁来了。”我记得有一次去马鞍演出，当天晚上有很多观众，演出剧目是《林海雪原》中的《智取威虎山》，当时有六、七个大队已经约好我们去演出。演好以后的第二天，马鞍的公社叫我们过去，因为我们的介绍信是修改旧介绍信的，所以派武装民兵三、四个人把我们押送到绍兴当时的“泥塑收租院”里，把我们关到晚上十点多，后来放出来。因为实在是喜欢莲花落，后来我们又去演了，到嘉会公社去一个星期演出一场，当时我们演《上海奇案》。后来公社发现我们的介绍信有问题，又用武装力量把我们交到绍兴曲艺协会。因为我阿哥在那里，见到会比较难为情，我就中途逃脱了，他们两个就进去了，交代介绍信问题。这是1967年。

1968年开始，绍兴地区办了个“地下黑剧团学习班”，办了四个月。在“学习班”学习以后，知道我们的演出是非法的，大队干部、公社干部也都告诉过了，没有介绍信去演出是违法的。这样我们就不去演出了，从1968到1972年，整整四年，我就安安心心在公社里干活劳动了。但心里还是想着莲花落的，这个心始终没有变。

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事情就是进剧团。1972年的时候，我想去考剧团。结果考到上虞“连心队”，是唱越剧的，一个姓姜的局长听了我的演唱后觉得很好，欢迎我到他们剧团去。但是后来到办手续的时候，他说要招本县户口，我是外县人口，只有把户口迁到上虞，才能招到剧团里去。我想了个什么办法呢？就是“倒插”到上虞去。我托亲戚、托朋友，终于在上虞章镇找到一户人家，只有两个孤老夫妇，没有儿女的。我就“过继”到他们家，名义上给他们做儿子，4月份把户口迁到上虞。我跟他们一起劳动、种田，做了3个月左右。上虞剧团来演出，我晚上去找姓姜的局长，他说现在有困难，“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有文件下来了，1972年13号令，凡是知青一律不得录用。他还把文件的复印件给我。我想我千辛万苦把户口迁过来了，而且干了三、四个月的活，就是想到你们剧团来的。现在一个文件下来，我的希望就破灭了。这可怎么办呢？户口么也到上虞了。

正在这个时候，大概8月下旬，我有个堂阿弟有封信写来，说绍兴县文化馆恢复莲花落了，已经有几个人在排戏了。我一收到这封信，就骑自行车从章镇赶到绍兴，骑了一百多里路。文化馆里负责莲花落的同志叫王伟，他说绍兴本地户口人可以学唱莲花落。我的户口还在上虞，我就到这里来“教”莲花落。当时排的是《三根扁担》，主要描写的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情节。我教一个很老的演员唱，但是教了很长时间他还是唱不好，他自己放弃了；后来又教了一个年轻的，人比较聪明，教了以后就整支都能唱下来了。因为9月25日晚上，县里的领导会来看表演，所以24日晚上，文化馆的领导来审查。审查时觉得这个老演员年纪太大，唱得也不太过关，形象也不是很好，领导经过开会讨论，说为了万无一失，县里领导来的那天晚上让我上去演唱。所以25日晚上我是代唱上场的。我因为每天要教，整支莲花落都比较熟了。25日晚上，县委、县政府、文化局的领导全部来文化馆看演出了。我的《三根扁担》演完后，可以说轰动了全县，大家都惊叹莲花落好听。我记得很清楚的，演完后我去洗手间，一个唱绍剧的翁指导在说：“没有比这个莲花落更好听的了，怎么会有唱得这么好听的人呢？”当时演出完后，县里领导和文化馆领导坐下来开会，问起我的情况，文化馆领导介绍了一下。县里领导当夜就表态，要把我的户口尽快从上虞迁回来。又因为省里有文件，知青不能录用，那我的工作怎么办呢？当时开会的里面有一个城郊区长李昌政，让我户口迁到城郊区，到城南食品厂去工作。这样我的户口和工作都解决安排好了。我白天去城南食品厂上班，晚上有空就去文化馆搞业余演出。9月28日，绍兴广播站把我的《三根扁担》录音录去，准备国庆节那天向全县广播，这是1972年的9月30日开始播放的。后来呢，《三根扁担》经过广播台在国庆期间的播放，绍兴几乎是家喻户晓，很多人都会唱这支歌。莲花落在绍兴打响就是因为这支《三根扁担》。

绍兴县曲艺团是1973年8月恢复的，恢复后把我调进曲艺团。因为我户口还在农村，加上有文件限制，所以我和另外一个人作为团里的长期临时工是到省里批过的。当时，我们团正好有两个长期临时工的指标，就报上去我们两个人了。1976年，我排了一个《常青指路》，要到北京去参加演出。在省里集中排演了两个月的时候，上面有通知下来要我们每个人上交30斤全国粮票。我就向县委领导反映我没有粮票，因为我还是临时工。县里也很重视，县粮食局给了我30多斤全国粮票。这样我就到北京去参加汇演。这是1976年，绍兴莲花落第一次过长江，表演的节目是《常青指路》。

当时我在曲艺团基本上每年搞一个新作品。《三根扁担》之后，有《团结渠》、《送镖》、《常青指路》，还有《箍桶》等。1980年以后，传统戏也可以演出了。团里面也有任务，叫我整理、排出一支传统戏出来。我就根据传统的《唐伯虎点秋香（三笑姻缘）》改编出第一支传统戏出来。排出来后很受欢迎，在上虞剧院一共演了二十多场。1982年的时候，省曲协主席打电话来，全国要搞一次汇演，莲花落一定要去参加。当时还没确定下来，我就报了两个节目，一个是《上门》，当时只有两个字，后来变成四个字的《姑娘上门》，这是我在1978年获过绍兴地区一等奖的节目。还有一个是从传统戏改编而来的，莲花落有一个比较好的本子《娘家节诗》，我把它改编成《回娘家》，这两个节目就报到文化部去了。因为这支《回娘家》有一个小时，但文化部的演出要求是不超过十八分钟，当时省曲协主席就打电话叫我去杭州一趟，讨论一下改编《回娘家》的情况。回来后我叫上另外两个人一起把《回娘家》改到十八分钟之内，又把唱词改漂亮了。

我们三个人基本上把这个本子写好后，去苏州参加全国汇演的时候，发现节目单上没有我们的节目，文化部说我们报了两个节目，他们不知道到底表演哪个，所以就没有写上去了。省里的领导也很重视，去做工作。虽然我们的节目没有在节目单上，但是我们非常认真，天天在宾馆里排演，从不间断。后来省曲协让我们给文化部的张冶局长单独表演了一次，他听了以后叫好，就临时插上我们的节目了。演出很成功，《回娘家》获得了1982年全国曲艺优秀节目创作、表演一等奖，后来还被文化部确定为全国优秀节目巡回的演出节目之一。

莲花落是一层一层发展的：在1970年是《三根扁担》，但是那时的莲花落很古板，就算情节很紧张也有很多缺陷。如果停留在原来基础上，那莲花落就不会有发展，也肯定不会得奖了。所以我们从1970年开始就不断改进，把原来拖泥带水的东西去掉。我们在情节、曲调上都有所改革，作了不少尝试。从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90年代，莲花落都在逐步地创新、逐步地改进。1982年《回娘家》得了全国一等奖以后，1987年的首届中国艺术节，省里领导也很重视，一定要叫我们参加。因为1982年的时候我们报了两个节目，《回娘家》和《上门》，《上门》这个本子我也觉得很好的，所以参加首届中国艺术节时我就把它改成《姑娘上门》，原来本子是1978年写的，已经好多年了，我作了较大改动，以适应新的时期。我们到省里面集中，有好几个剧团、省里领导看了我的剧本，听了我们的演唱，指出了好的地方和不好的地方，我再根据他们的意见进行修改，这样才去参加首届全国艺术节的演出。在艺术节的节目单上，我们的节目排在刘兰芳后面，我压力比较大。节目单（顺序）是不能改变的，我一看我们前面是刘兰芳，那时她在北京已经很出名了，而我们的莲花落是绍兴话，北京人又不太懂这个土话，所以我临时又加了几句唱词。因为曲艺一定要在上场之后三、五分钟之内和观众沟通，或者让他们笑，或者让他们感兴趣，再继续唱戏，这是很多年以来我表演绍兴戏剧的经验，所以即使在首都北京剧场这么正规的节目中我也要加上几句话说说。我一上台就说我们绍兴有一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绍兴人说普通话”，绍兴话与普通话差得太远，譬如“没有”这个词发音就很不同，但是你们听听我们的曲调也好，反正我就说了这个意思，下面气氛也好了，那我就演出了。这个节目一演出后，当时《人民日报》的记者来采访我，也登了我们绍兴莲花落演出的情况。这是1987年的时候。

到了1990年，我们组织排了一个节目，用绍兴地方戏曲的，代表浙江省曲艺家去深圳慰问演出。当时新华社驻香港分社（副）社长张浚生，他夫人是诸暨人，他们两个人特地从香港赶过来看我们演出。当时我演出的节目是《回娘家》，但不是17分钟的那个，是恢复到一个小时左右的老的《回娘家》。演出完后，张浚生和他夫人上来跟我合影，他说他在杭州很多年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演出，这是第一次。他夫人是诸暨人，听得愈加亲切了。

1991年，我排了一支节目《一夜夫妻》，过了几天以后到萧山去演出，一个剧场的经理向我提出：“胡兆海同志，你的演唱听听也很好，但是和录音带里一对照，喉咙还是不一样。”我上世纪七十年代唱的《三根扁担》、《团结渠》、《常青指路》，磁带他都有，那时唱的是D调，也是我一生当中唱莲花落最高的调子，因为那时出样板戏，一定要调子唱得高。1986年出去表演，唱的《回娘家》是用C调，到1990年表演，现场听听也听不大出来，但是和录音一对照果然不一样，调子降低了，喉咙差了。我以前演出一个晚上一个人要唱两个多小时。我记得1986年去萧山人民剧院演出，每晚不停地演出，要演33天，有时剧场里还要加演。经过这位经理提出后，我觉得以后不大好唱下去了，一则是要败场子，二则是对不起观众。我想莲花落这个剧种，靠我一个人唱是不够的，一定要培养接班人、培养后一代。为什么我们莲花落唱这么多年还是在戏曲里跳不出来呢，我想主要是这么多莲花落演员都是自己唱唱，没有经过正规化的训练。莲花落一定要后继有人，一要有戏，二要有人，有了好的演员也要有好的剧本，才能使这个剧种开放在社会主义文艺百花园里。

（楼培 整理）

10.31日到11月4日 百年莲花落

演出照片

倪齐全简介

（1949.1－ ）,男，绍兴县富盛镇倪家溇村人。著名绍兴莲花落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浙江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绍兴市戏曲家协会副主席。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绍兴莲花落的代表性传承人。

倪齐全口述

我唱莲花落，不是专科出身，是半路出家的。本来我是唱绍剧、越剧这些绍兴地方戏曲的，从24岁起就开始唱莲花落了。我在生产队工作的时候，一边插秧种田，一边听广播里唱的莲花落，就慢慢迷上了这样东西。莲花落的表现形式比较简单，一个人唱唱就像讲故事。开始的时候我还讲过故事，那时候办“故事友”的培训班，我是一个文艺小骨干，能够把一个故事绘声绘色地完整地讲下来，所以说表演基础是有一点的。

从历史上说，绍兴莲花落最早是听到什么唱什么，随口所编、连街卖唱一类的表现形式，它是即兴唱的。譬如一户人家在做寿，那就唱祝寿歌，一户人家结婚，就唱吉祥歌，最早打基础的阶段就是这样子，以唱吉祥类的歌为主。后来就是唱节诗阶段。节诗一般都是有故事的，是叙述性地表现一个故事，比如《娘家节诗》、《矮婆节诗》、《箍桶节诗》等，绍兴莲花落里有18只半节诗。唱节诗阶段，从伴奏的角度来看，前期唱吉祥歌的时候为“哩工尺”，就是一个人主唱，几个人帮其接唱。后来呢，就开始用四胡伴奏。莲花落历史上最强盛的两个长篇保留节目是《闹稽山》、《马家抢亲》。这两个节目都是讲在绍兴发生的故事，根据绍兴本地的故事创作改编。随着时代发展，节目也慢慢地丰富起来，像《三国志》、《三国演义》，其他长篇很多是从越剧里借鉴过来的，像《何文秀》、《茶仙女》等，借鉴了其他很多东西。

我今年58岁，34年前也就是我24岁的时候，我迷上了莲花落。1972年我开始唱莲花落，到1974年我到绍兴文化宫来参加业余兴趣班。那一年，我参加了一个文艺汇演，我的《茶乡春雷》获得了一等奖。到1975年5月，绍兴曲艺团来招我，我就就成为了一名专业演唱绍兴莲花落的演员。1975年到1980年，我一共做了五年的临时工，那时知识青年抽上来因为他本来就是居民户口，可以直接转为正式职工，而我是老农民、农村户口，不能转为正式职工。在那五年里我尽心尽责，因为我喜欢唱莲花落，这是兴趣爱好。在这五年中，我唱了不少节目，像《两个道士头》、《挖塘泥》等。到1980年1月1日，经过团里讨论，我从临时工转为正式工，户口还没迁，工作给我解决了。到1985年，小百花越剧团来招我。我的户口从农村转到城市，那时是34元5角的工资，二级工。

从1986年开始，我获奖就没有停止过，而且档次都比较高。我的《老马过考》、《新郎过考》在地区得过奖；1986年去参加省级汇演，表演《疯姑娘》，王云根、汪嘉宝和我三个人编剧，汪嘉宝作曲，获得了创作、表演、伴奏、音乐四个一等奖，获奖以后成为当年绍兴市十大新闻之一；1990年，我去南京参加中国首届曲艺节，唱鲁迅的作品《阿Q与辫子》，也是王云根编剧的，获得了荣誉证书；1991年获得浙江省第五届“艺术明星奖”，浙江省总共评过五届，我是最后一届；到1995年，我参加了第二届中国曲艺节，在河南平顶山，表演《傻瓜闪光》，获得了创作、表演、音乐、伴奏四个奖项；同样是这个节目，1997年参加了文化部第七届“文华奖”评选，有文华新节目奖、文华剧作奖、文华表演奖，我是剧作者、表演者，这是专业领域中的最高奖；1997年12月我创作的节目《卖座》获得全国第七届群星奖金奖；1998年，刚才我说的《傻瓜闪光》获得浙江省人民政府颁发的“鲁迅文学艺术奖”优秀成果奖提名；2000年我创作的《小宝吃苦》获得文化部全国“蒲公英奖”创作金奖，“蒲公英”奖是少儿文艺节目类最高奖；2001年我创作的《救爹》获得全国第十一届群星奖曲艺类金奖第一名。2002年我举办了个人演唱会，这个演唱会把我的艺术阶段总结了一下；2002年10月，党的“十六大”召开，《救爹》被文化部选调进京向党的“十六大”献礼演出；2003年，又创作了《又出洋相》，到江西南昌参加中央文明办、文化部主办的全国优秀节目汇演，又获得金奖；2004年我们又创作了一个《征母》，参加浙江省第二届曲艺大赛，获得创作表演一等奖，也获得浙江省的群星奖；2005年我有一个《徐文长追债》，参加了全国第五届曲艺节。

创作是很难很辛苦的，有时晚上十二点钟创作不下去了，我就睡一下，到一点钟继续想下去、创作下去。莲花落的每句话要有每句话的意思，不能有废话。因为现在农村唱的莲花落没有字幕、没有剧本，你观众外出一下，回来再听，这个情节要接得上去，这是以前创作莲花落的要求。现在观众群高、低文化层次的都有，农民有，大学生也有，大家喜欢节奏快的，这个创作起来就很有难度、很繁琐。如今莲花落在全国都有影响，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现在的环境也比较好，领导对莲花落比较重视，观众也抬、捧我们，适合莲花落的发展、壮大。现在我们的表演方式跟以前的表演方式有所不同，掺进了很多现代的东西，我们借鉴评弹、相声、小品等表现手段，来创新莲花落。第一个是表演形式上的创新，我们从过去的一人独唱发展为多人合唱，男女搭唱；第二个是内容上的创新，我们以前唱传统戏，虽然有一部分观众喜欢，但毕竟脱离生活，大家真正喜欢的是发生在老百姓自己身边的故事，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用艺术的手段把它表现出来，与老百姓产生共鸣；第三个是市场上的创新。最早莲花落上台表演是上世纪20年代，在农村表演。我们为争取更多的观众，积极参加综合性文艺汇演。1980年以来，绍兴的各种文艺晚会都有莲花落的表演节目，5分钟、10分钟的时间，既扩大了莲花落的受众面，又引起了领导的重视。所以说从农村、“大场”、到上电视台，这是一个创新。像中央电视台11频道我就已经有4个节目了。我到江苏连云港去录节目，中央电视台《曲苑杂谈》的节目主持人汪文华说:“倪老师，你用普通话唱。”我说：“普通话唱没有味道。”我说：“汪老师，我的普通话实在不行，还是说绍兴话好。”但是后来我到南昌去，到河南去，我也用一点普通话，“绍普”总比绍兴话能听懂一些，这样我的普通话也有进步了。现在到农村去唱，来听的很多是外地人，如果不讲普通话，只讲绍兴话，他们是听不懂的。所以我们在语言上也进行了创新。这都是为了迎合各种品位的观众。对绍兴本地人我们还是唱绍兴话。

现在绍兴莲花落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更好地保护传承它，进一步使它发扬光大，我们感到压力很大、担子更重。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如何传承、如何保护、如何培养新的继承演员。今年胡兆海和我58岁，汪嘉宝比我们大一岁，59岁。虽然年纪轻的也有一些人，但到现在为止，要达到我们这一代的水平还要一个过程。他们表演上的张力还没有，需要我们带，需要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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